征文*云南：记忆里的星斗   许文舟

　　浩翰深遂的夜空，闪烁着无数星星。当我的思绪随目光投影在神秘无比的天幕，一段段酸涩的往事浮上心头。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老家近百户人家还没有一个钟一块表，大家都是以星测辰，用星座位置记取时间的。我记事的时候起，生产队好像总是有没完没了的大会，父母白天在田间劳动，收工回家囫囵地吃几碗饭，就得赶往村头大青树下的院场，听队长的生产安排、指导员的时事政治报告。没有记时的钟表，队长宣布他自己从金星升上山顶一竹杆时讲到木星探出山头，然后把金木水火土出现的次序安排给各位需发言的队干部，村民们仰望苍天，心里祈祷着星星步子快一些。母亲斜靠着棕树睡着了，双手却紧紧搂着我呢。“妈妈，什么时候了？我们回家睡觉吧，”母亲揉揉眼，看看星空，说：“七星翘尾巴了，应该是正半夜吧。”

　　每年秋收之后，公余粮得由村民们晒土干扬净之后，背往离村子10 公里的粮店。队里只准利用后半夜起床，次日早上交粮，不能影响白天劳动。母亲常常睡不好觉，从木格窗里面盯梢着星光，适时叫醒父亲。因为起早了粮店营业员不开门，早也白早，迟了又影响次日生产乃至用以分粮食吃的工分收入。这样，一声狗吠几句蛙鼓也都会让母亲惊醒。金木水火土的位置什么时候在什么方位上，母亲记得相当清楚，从来不会误点或起得太早。有那么一个晚上，天空忽然狂风在作，乌云时遮住了星光，这下可苦了父亲。因为母亲拿不准时间，提前叫醒父亲，以至让父亲把公粮背到十公里之外的粮店，还不见天边泛鱼肚白，此时雨下起来了，被雨淋湿的玉米也验收不上了，害得父亲又将玉米从粮店背回家，重新翻晒。

　　时间的观念不缺乏，但记时的钟表到哪里去找？

　　那时候我那小村子的姑娘们，父母定给她们择偶标准中有至关重要的一条，叫做“千好万好，找个姑爷戴手表”，一块手表几乎是一位美丽的乡下女子的爱情呵！

　　我记得那时候 ，同龄孩子们常画的图画是一只钟一块表，不仅画有作业本上，还照葫芦画样的画在自己手上。有时，在自家院场，画一个钟，标上时间，再在正中插根小木棍，让阳光将木棍依次投影在标明着的时刻，然后 一个简单的时钟便大功告成。

　　1984年7月，接县工商局通知，要我立刻赶到县城报到，接受体验。109公里的山路，为了节约点钱，工决定起早一些，当天赶到单位，免了途中住宿开支。那天晚上，母亲根本不敢入睡，儿子就要从清贫的农门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唯恐一睡就会耽误了儿子的前程一样。如此这般，那晚我还是提前启程，一个人在羊肠路上走呵走，腿走了个疼，还不见天亮。头上是眨着眼睛的星星，这时心里害怕起来，前面就是大白天也得提心吊胆的黑山门，我干脆原地蹲下，等天明再说。这时，从来路那方隐隐约约传来呼唤声：“儿呵，你等着，妈妈看错了七星位置，我来陪你走。”原来，是母亲看错了星斗，怕我路上害怕，追了上来。母亲把我搂在怀里，一个劲骂自己眼昏了。我只觉得心头酸酸的，眼角咸咸的，不知怎样安慰母亲。

　　在工商局上班，第一个打算就是买块手表。每月薪29.5元工资，买一块125元的上海手表，起码得攒一年。但是，除了吃穿外，还得应酬，一年又年，手表的梦还是泡汤了。这时，母亲托人写信来，说生产队开始实行联产承包，当年就有余粮可卖，加上养猪收入，一年少说也有千把元结余。随信寄来了150元钱，叫我买块手表，不要影响上班时间。

　　结婚前夕，母亲自到城里，悄悄地同妹妹到百货大楼，买了两块正宗是日本双狮手表，交到我和未婚妻手上，说：“咱农村没什么大钱送你们，这两块手表是点小礼品作个纪念吧。”说完，又把3000元钱塞到爱人的衣袋。再看看母亲手上不知什么时候 戴上了崭新的手表呢。见我们惊愕地呆着，母亲补充说：“对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家乡变化确实不小，城里不好住，搬回乡下吧，那水泥砖房不比城里差。”

　　在许多昴贵的手饰武装男人越长越肥的手时，我还是戴着那块上海牌手表，听着一秒又一秒时针走动的声音，我想到祖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匆匆脚步。每到夜晚，还会情不自禁地望望星空，城市的天空虽然被逐渐长高的楼房切割得支离破碎，往事中的星斗却永远完整。

　　（作者:许文舟  云南省作协会员  通联:云南省凤庆县工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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