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农民日报》记者就“三农”相关问题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针对中国特殊的国情，应该如何解决好“三农”问题，建设新农村？对这一问题，温铁军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的“三农”问题不是照搬发达国家的“主义”、“制度”就可以解决的，别简单化地给“三农”开药方

　　记者：现在有很多人主张只要进一步推进土地私有化，“三农”问题就解决了。也有的说只要把户口取消了，中国的城市化现在就可以提高到50%，就已经解决“三农”问题了。听到这些说法，您怎么看？

　　温铁军：这些说法确实很有影响，内含的理论逻辑也很清楚。但是，我国在如此庞大的人口压力、如此短缺的资源矛盾之下，农村仍然能够基本维持安定，靠什么？靠的就是小农平均占地的制度效益。

　　农民在自己本社区内部基本上不犯大罪，个别小偷小摸可能有。为什么？首先是地权在起约束作用。很多基层治理依据的乡规民约都明确，一旦刑事犯罪，其地权形成的股份收益，或者村社分配的内部化的福利随即丧失。尤其是在那些有一定工业收益的乡村，比如广东珠江三角洲农村实行的是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把村社土地做股，把社区的工业资产也做股，每户都得到股权。这种制度是经过大多数村民同意的，其中一条约定就是，如果有刑事犯罪，股权取消。

　　农村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按户占有产权，这种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拴住了严重过剩的农民人口，使之不至于形成其他发展中国家都难以避免的大规模流动条件下的大型贫民窟，不至于引发社会性犯罪和政治动乱。中国现在13亿人口，将来15-16亿。无论什么主义、什么制度，谁能稳得住？那是天大的本事！西方不用像咱们这样求稳，他们在工业化早期解放生产力造成的过剩人口早就经过殖民化转移出去了。中国人有这本事往外转移吗？只能在这么点地方容纳十几亿人。如果是在制度优越的欧洲，十几亿人早打翻天了，在中国却没打翻天，最大的一个稳定器就是现在农民平均占有的土地制度。

　　因此，千万别庸俗化的去信那些万金油或者灵丹妙药，不能简单化地给“三农”问题开药方。新时期不再是“三农”问题是否缓解，已经是关乎中华民族能不能稳定地、可持续地走下去的问题。不妨先低首下心地重视地方干部群众的实践，为基层多做一点实事。

　　各地要按照中央的意图把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小项目搞起来，这样农民可以在家门口打工得到非农收益

　　记者：一些调查显示，农民认为种地没有什么出路，只要有可能都不愿再种地。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农民的增收主要靠什么？

　　温铁军：农业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很大。当年如果气候条件好，对农业收益会起到一点作用。但并不是每年的气候都好。再者，有些短期政策往往是当年有效，例如粮食保护价确定之后三年不变，第一年能够增收，第二年增收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又如政府的减免税政策能够让农民减少开支，也是当年能够有效。2006年这两个政策都有效，2007年以后要想以上年增收为基数，再增收，这几个因素的作用都不会明显。

　　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中国家只要追求工业化，都出现农业的比较收益低。因此，农民不愿种地、进城打工的现象并非中国特有。就现在情况看，让农民在农村或城镇得到就业机会是农民增收的较好方式。

　　今后一个时期保证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最大的、最好的政策，就是国家正在推进的新农村建设。各地要按照中央的意图把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小项目搞起来，这样农民可以在家门口打工得到非农收益。但大政方针是正确的，具体政策需要调整。比如现有的体制对农民增收还有很多制约，各个部门给农村下达的基本建设项目资金都不足，还要农民自己来出资，这其实很难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增收，反而可能导致农民开支增加。这就需要政策上进一步调整。

　　我看比较可行的增收途径，只能是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办合作社，开展营销加工、金融保险、旅游餐饮等经营。政府方面应该尽可能地出台优惠政策，给农民合作社一些优惠。这也是世界范围内只要是有小农经济的国家普遍采取的政策。

　　新农村建设要取得实绩的最好政策，还是得把那些涉农部门控制的赢利领域让给农民

　　记者：目前新农村建设的突出问题在哪里？如何解决？

　　温铁军：如果说20世纪中国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的话，那么，21世纪的农民问题是就业问题。因此，扩大就业应该是当前中国的第一国策。为什么这样说，我先来算一笔账。根据统计部门的数据，今年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会达到近5亿人。但在农村18岁以下、60岁以上，只要有劳动能力的人，依然进行劳动，算上这部分半劳动力，农村有劳动就业能力的人口估计达到6亿人左右。根据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劳动力与土地的正常配比，农业只需要1亿左右的劳动力，这就有5亿左右的劳动力需要转移到非农就业上去。加快城市化到2030年能实现60%城市化率。到那时我们人口估计值最高可能达到16.8亿，那仍然有约8亿人生活在乡村；如果估计值15.4亿，则生活在乡村的也会有6亿。在以往城市化加速阶段，人均耕地面积实际上会更少。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土地、劳动力、资金这三个基本要素的配置关系是很难调节的。

　　新农村建设要取得实绩的最好政策，还是得把那些涉农部门控制的赢利领域让给农民。无论是农业金融、保险还是加工、购销，这几个领域在没有引入国际竞争的时候应该还是有利可图的。政府可以考虑放开那些生产资料供应、农产品的储运、销售、加工，农业金融、保险等，允许农民组织起来的合作社进入这些可以通过规模经营产生收益的领域。

　　第二个大问题是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过去20年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最终产品出口大国，靠的就是劳动力成本低廉这个“比较优势”。在劳动力供给绝对过剩的条件下，劳动力价格不可能提升。连带造成流动打工人口没有基本社会保障，最好的劳动剩余价值被榨完了就淘汰；这些人回去的基本保障仍然由他们承包的土地承担。如果随着人口增加土地减少，农民的社会保障迟早会成为问题。必须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之中通过试验创新来探寻解决之道。